党的历史

       1926年1月1日-19日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占很大优势,这次大会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在会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员担任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的主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掌握了这些关键部门的领导权。但共产党人在这次大会上也有失误,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时,共产党作了很大的让步。在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7名,连本来应开除党籍的戴季陶等右派分子,在受了党纪处分以后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12名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1名,右派占绝对优势。这就为不久以后蒋介石夺取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1926年2月21日—24日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这时,国民军正在河北、河南同奉军、直军交战。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英、日帝国主义和奉直军阀反国民军的联合战线如果得胜,必然要进攻并推翻广州国民政府。会议指出,根本解决时局问题的途径,“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因此,“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必须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会议同时强调,面对重重危机,北方国民军的存亡将对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国民军现时能支持得住北方现有的局面,广州政府在几个月的相当准备后,必然对于北伐更有胜利的把握,会师武汉与北方革命势力相联合造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所以党必须加强北方的军事工作,以接应广州政府的北伐。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便加强党的军事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建立了军事部。陈独秀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

       3月12日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掩护奉军进攻天津,炮轰国民军,被国民军击退。16日,日本联合美、英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工事等无理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二十余艘群集大沽口,公然对中国施行武力恫吓。

       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领导下,在天安门前举行一万余人的反帝示威大会。会后,当数千人的请愿团到达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卫队向群众开枪,死47人,伤199人,酿成三一八惨案。3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三一八惨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段祺瑞,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天津、上海等地人民群起响应,纷纷举行集会、示威。

       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他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着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共产国际代表主张退让。在妥协政策指导下,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中共中央没有接受这一主张。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他从这一次的试探中进一步摸清了共产党人存在的弱点,从而加紧他的反共活动。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